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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沿海与内地家庭的嬗变（第2页）

还受过高等教育。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

，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等各种性消费。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还是婚姻与恋爱观。

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

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

，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手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

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

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

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

沿海与西方接触较早而且往来频繁，因而受到的冲击也较早、反应也较敏锐。

中国的先贤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

之说。

因而在近现代，每当改革运动的兴起或革命的发生，要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变革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要冲决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必须冲决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

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曾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并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馆”

、“女馆”

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为参照，以兴女学、戒缠足为其改良运动的先声。

康有为著《大同书》则以“毁灭家庭为其关键”

，提出“破家界、为天民”

的设想。

其后，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相继提出“废婚姻主义”

和“废家庭主义”

。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教育权和婚姻自由等主张。

他在任大总统期间曾下令禁止纳妾、蓄婢和女子缠足。

以上所述，变革婚姻家庭制度已开始*自觉阶段，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并非由妇女自己解放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而引起婚姻家庭的一系列变化。

从社会变化的背景看有三个因素：一，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城市中90%以上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因此，子女作为夫妻关系的纽带意义大大削弱了；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大女性广泛参予经济生活，人们（包括广大妇女）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婚姻的经济功能有所削弱；三，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会以最快的速度和很大的范围影响着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婚姻观念，人们在对待性、情感方面很开放，尤其是对年青人影响最大。

四，政治因素对私人生活影响减弱，个人的自主意识提高；情感出轨等原因不再影响个人前途。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婚姻家庭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其主要特点是：

1家庭正在从昔日的“生育合作社”

和“经济共同体”

向以满足个人需求，尤以情感需求为主的“情感心理——文化”